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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金蔷薇——记与万里和宗科的情谊

2013-4-14 16:2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02| 评论: 0|原作者: 鍾毓材

摘要:   我与万里、宗科(黎亮)的友情,超过六十年,很不寻常。追忆我们年少的时光,似乎已经十分遥远,然而又那么贴近,一如昨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平初临爪哇岛,美丽的万隆山城火海重生,又逐渐繁华起来了。 ... ...

追寻金蔷薇

??记与万里和宗科的情谊

我与万里、宗科(黎亮)的友情,超过六十年,很不寻常。追忆我们年少的时光,似乎已经十分遥远,然而又那么贴近,一如昨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平初临爪哇岛,美丽的万隆山城火海重生,又逐渐繁华起来了。当年我十三岁,万里还比我大两岁,我俩从清华学校大学六年级同班开始便结下了此生缘深的情谊。或许我们的性格好动、活跃,应该说是比较调皮吧,同时又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中国连环图书、西洋漫画和看电影;很快我俩成为亲密朋友。那年月,他每天放学回家,书包一丢,吃完饭就来到我家里后堂,要嘛,静坐在靠天井的墙角,专注地翻阅连环图,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火烧红莲寺》……西洋漫画有“泰山”、“蝙蝠侠”、“超人”、“牛仔”……要嘛,结伴到亚伦亚伦广场去看荷理活电影,或者赤着脚走遍万隆山城的大街大巷;荷兰街、新巴?、??丹、巴西加里基高桥……那里没有留下我们的足迹?裤袋里装着大皮球,到处找人比赛,无惧赤道上的烈日和暴雨……几十年之后,万里在泰国曼谷文学会议上见到我“暨南大学”的老师饶?子教授,对她说道,我和毓材是童年好友,我年少时,在他家里的时间还多过自己家里呢!

上初一了,正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进步思潮如巨浪洪流般席卷南洋群岛,急风骤雨的,万隆山城很快成为“大延安”,从“南化学校”开始到“清华学校”、“华侨中学”,五星红旗飘扬在各个校园的上空,《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的歌声响彻了每一个课室。我开始接触进步书籍,鲁迅的《?喊》和《彷徨》、巴金的《灭亡》和《新生》、老舍的《骆驼祥子》、冰心的《寄大读者》、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万里也开始阅读了。这一年,宗科从遥远的东帝汶来到万隆就读“清华中学”初一,正好和我、万里同班。宗科比我大两岁,已经显得成熟、文静,读书用功,课外的进步书籍自然读得比我多。我们共处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是彼此印象却十分深刻。从那时开始,我们之间不仅结下了此生深深的友情,而且还因文学的美好情意而相连在一起。

五二年春天,我回国前夕,班上特别为我开欢送会,老师和同学纷纷给我献上美好的祝愿。我的纪念?上,万里和宗科都写了祝福的词句:

万里赐给我的是摘录鲁迅的话语: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样,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

宗科的题词是:

勿依恋过去,勿憧憬未来,努力把握现在。

并且附有相片,他俩那还带有稚气的天真的脸上,闪耀着亮的眼睛;机灵而聪慧。或许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三人的文学因缘就已经悄悄地在年轻的心田里萌芽了。

我先回到家乡梅县,读完初中后到广州念高中和大学。宗科初二转学到“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一九五六年回国,万里在“清华中学”读完高中,也于一九五七年回国。我们三人先后和当年千千万万爱国侨生那样,像向往故国明媚春天的北归雁儿,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满腔热血,在“歌唱祖国”的歌声里,别离第二故乡,回到了祖国。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至今,六十年来,我和万里从未间断过通信和见面。我回到祖国后,曾不断写信给他,报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情况。五七年,他回到广州市,第一时间便来华侨新村探望我;五年不见的同学,年少好友在祖国南大门的珠江河畔骤然相聚,有着说不出来的兴奋和喜悦。他北上首都北京,第二年考上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我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对文学的热爱和情意又把我们的友谊拉紧拉近了。五九年暑假,国庆十周年的前夕,我第一次到访祖国的首都北京城,曾经住在万里的宿舍。夜里,我们谈理想、人生、文学;他给我看著名作家老舍亲笔回给他关于文学作品语言的信。这其间,我们一齐拜访中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萧殷先生。我知道他很用心地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大学四年的专科学习,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六二年,他大学毕业,正遇他父亲回国观光,顺便申请他出国。他获准出国前南下广州,约我相见;花城话别,除着依依昔别之情,同时增添了各自奔向不同前程的惆怅。我仍然鼓励老同学,不要放下笔,出去同样可以为文学事业作出贡献。那时候,我刚读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深受感动。临别时,我送他一本。我希望他带在身边,别忘了文学这美丽的事业。

万里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后,回到印度尼西亚万隆。他从商之余,果然拿起笔来,用林立和林顺道的笔名,参与黄裕荣和陈燕生等人发起的翡翠文化基金会举行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写文艺评论,谈写作技巧等文章,为当年印华文坛注入新的动力。

我六五年春天从广州来到香港,不久,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第二故乡山河变色。第二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一时间,神州大地风云色变。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中,深感无奈,我也投笔从商了。六九年,我离开印度尼西亚十七年后,重回爪哇岛,我们在山城相见,恍如隔世。在史无前例的排华的浪潮冲击下,华侨都成了惊弓之鸟,生活在惶恐之中。山城退尽了色彩,全城不见一面华文招牌,再无法寻觅昔日的繁荣光华。我住在他北区的家里,谈起时代的巨变,神州大地万马齐喑,鬼哭神号;他崇拜的著名作家老舍投湖自杀,我的恩师萧殷被批斗的死去活来……千岛之国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连根拔除,爱国侨领被赶尽杀绝;到处还可以见到荷枪的军警巡逻。我们百感交集,禁不住浩叹、嘘唏。不眠的深夜里,仰望长天,那也是当年在芝加隔大街“昆和生”后堂天井眺望过的夜空。高远的星空依旧,然而时代变了,从前那些平静美好的岁月已经离开我们遥远而逝去了。一两声夜鸟的鸣叫忽然划破山城北区的夜空,宁静的空气里飘浮着柚加利树和茱莉花的气息……我俩都在商海中沉浮起落,早已经放下笔;然而对文学创作仍是耿耿于怀。他听了我讲的一些故事,说道,毓材,你不写大说,太可惜了。我对他说,你也是。万里天生幽默,爱说笑话,洞察力强,我知道他是可以写大说的。他听了,沉默无语,只是微微笑着。由于印度尼西亚时局的紧张,万里收藏的大部分书籍都烧掉了,只留下心爱的一大部分,其中就有那本《金蔷薇》,可见他心里念念不忘文学艺术,那朵金沙熔铸的金蔷薇依然在他心间绽放……

七三年我全家移民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我和万里之间的通信还是保持着的。几年之后,他和太太来美国旅游,特地到纽约来看望我。这时候,他说正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侨生马来由文学”和写作了好些短篇大说,发表在香港《当代文艺》和《香港文学》上,获得好评,我听了很高兴,为老同学从新拿起笔来而感到欢欣。或许受他感召,业余时间我也开始动笔了,这就是后来发表在香港《观察家》、《东西方》、《地平线》和《开放》等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大说。

再过一个十年,万里不仅成为印华文坛最重要的作家,而且是活跃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印华文学的杰出代表者。关于万里这三十多年来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宗科在“简论印华作家林万里”的文章里有着详尽的评论。(参阅本集子附录)作为万里的老同学、老朋友,我为此感到荣耀。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断了三十八年的中印友好关系重新建立,万里在重建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工作上,不辞劳苦地作出了贡献。年近古稀,担任万隆印华文学社主席,为团结和培养后辈印华作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繁忙之余仍然勤奋地写作,这种精神让我这老同学十分敬佩。这十多年来,万里专程或路经香港,都会约我见面;几十年的友情不变,匆忙的相见,总是觉得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完。前些年,万里对我说,当年在广州,你送我的一本书《金蔷薇》,不知被谁借去,没还给我,不见了,好可惜。我手头上正好有一本,送给老同学;他如获至窦,爱不释手。五十个春秋过去了,我俩对《金蔷薇》的情怀一如从前,念念不忘书中研究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契柯夫、高尔基、安徒生等大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苦苦追寻着文学作品永恒的真善美,也追寻着那遥遥逝去的,我们青春年少时美好的日子……

那应该是千禧年刚刚过去不久,那次万里来香港相见,对我说道:

“毓材,你记得黎宗科吗?我们清华中学初一的同班同学。”

“记得。”我说。

“他也在香港,原在《中国旅游》杂志当副总编辑,现在退休了。他用黎亮的笔名写了许多文章。你应该见见他。”

万里把宗科的电话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宗科见面了。宗科也记得我,他说,我知道你写了长篇大说“淘金梦土”三部曲;前几年在商务书店看到的。原来宗科和他太太都是梅县客家人,是我同乡;我们五十年前结下的情谊从此在维多利亚海港,狮子山下延续了。我们是同时代人,又受相同教育成长起来的,同样的对文学深情地热爱和痴迷。难能可贵的,在这畸形的商业社会里,宗科保持着高尚人格,他为人处事的作风,令我这老同学十分敬重。正如他的挚友、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文华先生所说,“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深深影响宗科的一生。他为人正派,与世无争,不出风头,不露锋芒,而是沉默寡言,多做少说。他不媚俗,对人不愿意奉承拍马,不去阿谀奉承。做事谨慎认真,从不浮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干。”这是对宗科最中肯的评价。宗科博览群书,对中外文学名著,出名作家的生平故事,如数家珍,我们每次见面,都有着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和宗科在一起谈论文学,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宗科一九五六年回国,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留系任教二十年,历任助教、讲师,讲授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等课程。一九六三年冬至六五年春,曾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东方文学,得到季羡林、金克木、刘振瀛、梁立基等教授的教诲。一九八零年移居香港,一直任职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编辑部二十余年,参与创办《中国旅游》杂志中、英文版编务,历任编辑、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编辑出版《中国旅游》(月刊)及《中国旅游彩色文库》、《香港回归日》、《澳门回归日》、《中国二十三个世界遗产》、《唐藩古道一一唐文成公主进藏之路》、《寻找茶马古道》、《重走马可勃罗进入中国的道路》、《三国古今游》等大型专题图书。

宗科二零零年退休之后,笔耕不辍,勤奋写作文学评论,作品散见于《香港文学》、《香港作家》等报刊。他对当代和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丰盛的;关于现代文学评论,宗科主要对鲁迅的“孤独”、沈从文的“寂寞”、张爱玲的“苍凉”、巴金的“忧郁”、曹禺的“痛苦”、蔡其矫的山水情怀的解读和评述,深刻而独特。至于对当代文学的评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新时期文学大军的高学历,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全面的新的格局;其二,当代中国作家对外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说明他们对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等当代外国作家的喜爱和重视,并深受影响;其三,新时期作家们眼中的鲁迅是“文学的”前辈大师,头上没有了光环,他的书也不是红色经典。鲁迅不再是刀枪不入的“圣者”,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彷徨且有七情六欲的人。第四,中国当代作家是文体革新的带头人,有强烈的文体意识自觉,对“毛文体”、“假、大、空、虚、霸”的流毒,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纵观宗科以上的研究,精辟论述,可以看出他阅读的广泛,做学问的认真,文学理论功底的深厚和思想的极其敏锐。

他同样也研读世界海外华人文学作品,尤其关注万里和我的文学创作活动,花去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写出《简论印华作家林万里》、《钟毓材华侨题材作品》的长篇论著,他说,这是对两位相交很久、相知很深的老友文学创作的总体评述和赏析。宗科对老同学的这份隆情厚意,我都会铭记着的。

那一次,我们见面,谈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作品和他的那本《金蔷薇》,宗科听到我把仅有的一本送给了万里,他立即说,我有两本,我给你一本。没两天,他把书寄来了,还在?页上写道:

毓材兄存阅:

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

宗科赠

我重获《金蔷薇》,心存感激。仔细地翻读了一遍又一遍,回忆起年青时代初读的情景,那是在五羊城初夏季节的静夜,华侨新村寓所的书房灯下,从窗外飘进玉兰花香,满室的芬芳,《金蔷薇》让我无比的惊喜、激动、难忘。岁月如流,半个世纪过去了,重读这书,仍然是那样的感动,同样得到许多可贵的启示,创作灵感顿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任意飞翔……和安徒生一起夜行,在驿车里聆听他诉说为童话而牺牲爱情、放弃幸福的故事;维罗纳城晚祷的钟声在我心灵中悠悠迥荡。福楼拜巴黎的寓所建立在塞纳-马恩省河岸上,彻夜通明的灯火成了夜航船只的灯塔;我看见疲惫不堪的大作家把额头紧贴在那玻璃窗上,为包法利夫人的死去难过。那不是高尔基站在高大的白杨树下吗?他脱帽敬礼,赞颂道:多大的力量啊!沙梅老兵怀着美好的情意,从珍贵的尘土里寻找金沙,铸成大金块,为使苏珊娜幸福,打成大大的金蔷薇,然而这位老兵至死都没能把这朵金蔷薇送到那他心中的天使手上。一如当年,这悲惨的故事让我的心久久都无法平静下来……

万里、宗科和我三人,从年青到如今,追寻金蔷薇的心不变,对文学的热爱、执着和痴迷的情怀未减。古稀之年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像《金蔷薇》书中所说的那种作家的辛勤劳动,依然和梅沙老兵一样,孜孜不倦地筛洗着珍贵泥土里的金沙,熔铸着金蔷薇。万里的微型大说,越写越精彩;宗科的文学评论,越写越有份量;而我,仍然在埋头创作长篇大说……在这本《停不住的笔》文集付梓之前,万里希望宗科和我替他写序,我想序文由宗科写比较恰当,他是这方面的高手,而我则写下这篇《追寻金蔷薇》,作为跋,附在文集之后,纪念我们三人超过六十年、很不寻常的同学情谊,并且从年少到老年,与文学结下的深深情缘。

二零一零年三月,木棉花开

香港新界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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