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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偷窃后

2013-5-12 22:03| 发布者: Scherbatsky| 查看: 900| 评论: 0|原作者: 冒寿福

摘要: 被偷窃后文/冒寿福(匈牙利)二月十三日,天高气爽,太阳温暖地照耀着佩斯的街道,真有大地回春之意,漫长的寒冷阴沉的冬天似有让步的意图。太阳驱走了几个月来罩在大地上的昏暗,给人们送来了光辉、活力和希望。我 ...

被偷窃后

冒寿福             

(一)

二月十三日,天高气爽,太阳温暖地照耀着佩斯的街道,真有大地回春之意,漫长的寒冷阴沉的冬天似有让步的意图。太阳驱走了几个月来罩在大地上的昏暗,给人们送来了光辉、活力和希望。我也迎着灿烂的阳光走出家门,去领好久以前应该领取的翻译费。之后又把在维也纳照的照片胶卷拿去冲洗。回家的路上心情舒畅,看看时间还早,便在街上信步溜达起来,我记不得什么时候逛过街了,每天为了生活而奔波,好多赚“几斗米”,以补贴微薄的退休金,剩下的时间也只能在辛苦之余喘息了。谁有时间,谁有心情逛街呢?

与往常不一样,今天竞然有时间、有闲情观光这座美丽的城市,大路上穿梭的车辆、林荫路上匆忙的行人、别具风格的群体大楼今日更添风光。我沿着环行道迈着悠闲的步子,欣赏着一个接着一个的琳琅满目的橱窗。突然一个女子服装店橱窗里展出的衣饰缠住了我的视线。我想应该进去转一圈看一看,有什么新款式服装,价格又涨到什么程度。

我在十一点种走进了这家不大不小的女子服装商店,店里大衣衬衫之类的衣服挂的不少 ,花色品种繁多。稀稀拉拉的几个顾客在看衣服,但没人试衣服,也没人买衣服,可能她们也跟我一样,只注意看看时兴服装的款式,什么价格。既然要看价格,就要从衣服里翻出价格牌来,这样,我就顺便把进商店买东西必须提的篮子放在身边地下,我的手提包也就顺手放在篮子里,以便腾出手来拿衣服看价格单。

看了一件衣服,惊叹了一两下价格,我们这些可怜的退休者看这些价格如同读天文数字,高不可攀。大约也就是一两分钟,我掉头看了一下我放在地上的篮子,发现我的手提包不翼而飞,篮子仍在原地。商店里的顾客不多,我随即告诉商店售货员,一两个店员帮我寻找,走遍全商店,也注视走出商店的人,手提包无影无踪。我想偷我手提包的人早已走出商店,不会等我发现后才离开商店。假定是售货员偷窃,也一定藏在店后面一个什么隐蔽的地方,不会让我找到。寻找只是白费劲,拖时间,于是便借用商店的电话报了警,请警察来商店侦察现场,但警察不来商店,要我去警察局报失,这一下我知道,能找到我的手提包的希望是微乎其微了。

既然找到手提包的可能性已被杜绝,在商店便无事可做,一个念头冲上头脑,今天老伴不在家,我应该赶紧回家,因为我的身份证和钥匙都在手提包里,小偷根据我身份证上的地址,会赶去我家,可以用钥匙毫不费劲地开门进去偷窃、抢劫,想到这个,出了一身冷汗,只好硬着头皮走出商店。手提包没了,身份证也没了,空着手,身无一文,就像全身被脱得精光。我狼狈不堪地“赤裸裸”地匆匆跌跌走下地铁,不管怎么样,应该抢在小偷之前回家,或许能抓住小偷也说不定。

走下地铁才想起来,虽然按照匈牙利法律,退休者坐车无须买票,身无分文也没有关系,但是查票员查票时我还是应该出示身份证的,现在我的身份证已不知去向,查起票来,查票员会相信我被窃的声明,就会放我走了?肯定不会的。事情弄到最后,他们也罚不到我的款,但是纠缠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那我怎么能及时回家“保卫家门”呢?幸好,地铁里没有查票员,因此一路顺风到家,真的是上天怜惜我这个真想喊“救命”的受害者。

急急忙忙跑回家,汗流满面,上气不接下气,看到家门完好,无被盗现象,心稍微安定了点。这时我真正感到:“破家值万贯”的真理,即使不值万贯,这可是我的凄身之处,人不能没有家,在这个世界上人总得要有个安身之处,没有家就等于没有了一切。

我要进家门,非通知老伴不可,他今天到女儿家去了。我身上没有钥匙,他不回来,我就进不了家门。心咚咚地跳着,急促慌乱地撞进邻居家,我还没把事情说清楚,就说了声对不起,拿起邻居家的电话就给女儿家打电话,告诉她们我被偷的事,要老伴快点回家。老伴大吃一惊,女儿家的人也都吃惊不小。邻居看我狼狈的样子,让我坐下来,先休息一会儿,定定神,她又给我拿来一杯水。在看到我稍微镇定后才开始寻问,我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结结巴巴地把事情说清楚了。好心的邻居劝说了一阵,又安慰了一阵。并频频举了几个例子以证明我之被偷窃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让我不要过分在意。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老伴匆忙赶回家,我们进了家门,这时我感觉到这个家平安无事真是福从天降,在这个不比寻常的时刻,家真是显得出奇的温馨,出奇的珍贵,也出奇的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赞美我的家,家要胜过天堂….老伴见我神色不定,哭笑不得的样子,也只好哭笑不得地听我讲丢失手提包的经过。听完之后他急中生智地安慰我:“你住到匈牙利来已经四十年了,还没丢过东西,丢一次东西破破例也好,也应该丢一次东西了。人总是会丢东西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小女儿又打来电话仔细寻问,在我讲述了手提包被偷的真相后,她说:“再不要出比这件事更大的祸事就好了,破点财没关系,去去晦气,只要人不出事就好,人比钱重要。”大女儿也听到了消息,随即打电话来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手提包怎么丢的,是不是被抢走了,之所以这样估计是因为现在社会虽很不安全,但她不相信我会丢东西。听了我的叙述后她松了一口气说:“前几年我们家被盗过,我的金首饰全部被偷窃,两年前妹妹家的名牌汽车也被偷走了,你们二老还没被偷过,丢个手提包算不了什么,去补个身份证就行了,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偷窃已经是经常发生的事,不足为奇了…..”不言而喻,三个人都在安慰我,把被偷的事都说成了像是“天经地义”的发生的小事。

我应该马上去警察局报失,接电话的警察叫我去九区警察局报失,因为我住在第九区。我赶紧狼吞虎咽的吃了几口饭,就请老伴在家镇守家门,千万别出去,便心慌意乱地赶到警察局。警察局的人不少,警官们都匆匆忙忙,进进出出,神色严肃紧张。我对门警说明我是来报案的,因为有贼偷走了我的东西。门警要我等等,他说今天警察局的事情特别多,有些警官已出去执行紧急任务,通缉罪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人来处理我的案子,他又叹了口气说:“今天这里的事情真多,又杂、又急,真是乱了套了,因为今天是十三号,你为什么丢了包,也是因为今天是十三号。……

这一语提醒了我的记忆,点破了我为什么碰到倒霉的事。对了,今天是十三号,我的儿子是四月十三号星期五出生的,我的老伴说:按照匈牙利的说法,这是个倒霉的日子,是个不幸的日子,后来真的我的儿子还没满月就去世了。我原来不迷信,从那以来我非常忌讳十三号,尤其是忌讳星期五的十三号,更不必提四月的十三号了。回忆起这些旧日的伤心事,便心思沉重地,忧郁地在侯待室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来,仿佛被笼罩在浓密的酶气里。是的,这些日子真给忙昏了,忘了今天是十三号,要是知道今天是十三号,我至少不去取为了补贴生活费而辛辛苦苦挣来的翻译费,我的工作报酬就这样无故地被人夺走了。我迷信吗?不是,实在是我有很多不幸的,倒霉的事情都发生在十三号。

侯待室里坐着几个人,站着一堆警察,他们在商谈紧要的事,都神色严肃地在等待命令。门警说的是真话,今天警察局的事情是繁多、紧急而忙乱。

过了不到一刻钟,又进来了一个来报警的人,是个约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头发花白,中等身材,公务员摸样的人,手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垂头丧气。他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将手上提的黑色公文包放在座位前的桌子上,隔一会儿把公文包向前推出去,隔一会儿拉回来,又把公文包推出去,又拉回来。

“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来报失?”我问,口气中带着同情。

“不是丢了,是被偷了,就在一小时前,我在医院等候看病,轮到了我,我进诊室时把公文包挂在诊室前的小更衣室里,等我从医生那儿出来,我的公文包不见了,在我挂公文包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公文包,跟我的包差不多,都是黑色的,可是破旧得多了。肯定我的公文包被人调换偷走了。这个包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可我的包里有今天刚领到的一个月的工资八万多福林。”说着他把包打开给我看,真的包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的包也被偷走了,今天是大家倒霉的日子。”

“您看吧!别的时候没事,正好今天领到工资,又正好今天应该去看病,包就被人偷走了,事情也会那么凑巧。现在我特别把这个旧包拿来警察局,请警官们检查,也许包上有小偷的指印。”

“包上有很多指纹,怎么能知道哪个指纹是小偷的?”我怀疑他的看法,紧接着问。

“可包上一定有小偷的指纹,也许能把这些指纹备个案,对查偷窃案可能提供线索,会有用处的,这些贼不会只偷一次。”他解释着说。

我觉得他的想法有点天真,不过也不无道理,便说:“那要看警官们是否认真办事,也要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办这些小事。”

“对他们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可是大事。”他愤怒起来:“丢了一个月的工资我吃什么?怎么过日子?” 

“我来报警,只是为了用警察局的报案记录作证据,好去区政府补身份证。我想,我丢的东西是找不回来了。”

“我的身份证倒没有丢,因为放在衣服口袋里。要补身份证也很麻烦呢?也不知道要跑几次区政府,要出示多少证件才能补到呢!”

“一不小心,东西就会被人偷。我平常出门在外,只顾办自己的事,从来不看我周围有什么人。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有好多人为了偷窃,时时在注视别人在做什么,一有机会便偷,防不胜防。我太大意,我给别人提供了偷窃的机会。”

“现在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布达佩斯已经变成了芝加哥,抢银行、邮局的案件经常发生,杀人、放火、偷劫案层出不穷,贪污贿赂也在漫延。小偷就更不必说了,进口的泊来品也在匈牙利生了根,吸毒的人数在增加,贩毒的正在毒害青少年社会道德在败坏,人性堕落,同性恋,爱兹病….。匈牙利的社会体制改革有了十多年的历史,改出什么好的名堂来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日子好过了?……右派党、左派党都在争权夺利,都为了自己捞一把…..唉!别提了,说起来只能让人冒火。”他越说下去声音越高,瞪着眼睛,涨红着脸:“今天您也被偷了,我也被偷了,谁知道还有多少人被偷?社会安全吗?

“现在的社会风气太坏,治安不好,大家都没安全感,人人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晚上我们不敢出门。从前我们家的门上只有一个普通锁,后来加上一道保险锁,前年又加上一道防盗锁,那就是说门上有三道锁,现在看样子还要装第四道锁,而这些锁可还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我说着心中又暗自计算:锁随着社会的败坏而增加数目,过几年加一个,将来在家家的门上会有几个锁?

还算好,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有一个女警官叫我进接待室去 ,接待室的面积不大,但是有电脑。现代化的设备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既然有先进的条件,现代化的设备,办事的效率肯定会提高。尽管如此,小偷能不能被抓到,主要还是要看人的因素吧!

这位女警官很年轻,很美丽,长了一副人们理想中的端正秀丽的美女脸谱和身材,在电影明星里也难出现这样的美女,我想拜倒在她裙下的男人一定会不计其数。要是我是诗人,那我会写最美丽的诗词来赞美她。要是我是画家,我一定把她画下来展出。她身穿一身警官制服,使她的动人心弦的风韵更增加了英俊的神采。在我惊叹之余,心里不禁嘀咕着,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正好要当警察呢?整天跟什么民事案、刑事案、抢劫案纠缠在一起,将美好的青春时光都化在令人厌恶而又危险的动枪动武的事业上来,太不值得了。警官这个职业跟她太不相称,我为她惋惜。当然这是她的选择,我也只有为她叹息而已。

女警官彬彬有礼地让我坐在她的桌子前面,并开动了电脑。我端正地坐在她面前,屏住呼吸,好象不是坐在警官面前,而是坐在一位身穿警官制服的演员面前,正等待拍电影镜头。我不想在镜头前显得那么丑陋,还特意拎正了自己的衣服领子,理了一下头发,脸上浮出了勉强的,不自在的笑容。

女警官温和地 ,有礼貌地问我要报什么案,仪态十分高雅大方。为了让自己能够达到够得上当她的配角的水平,我居然能心平气和地也仪态大方地告诉她我是为了有人偷走了我的手提包而来报案的,并且居然有条有理地准确地说出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丢了手提包。过后,她又问了一些被偷窃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我都照实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她又问了丢了什么东西,要我报出来。这时我才整理了一下我被打乱了的思路,才一一回忆起我包里装了些什么。平常我出门上街,除了有目的地要买什么东西以外,钱包里带的钱决不超过五千福林,丢了就丢了,钱数不多,可哪天不知为什么多带了点钱,还有刚领到的翻译费,外加上手提电话,新手提包,新手套…..加起来约八万多福林左右。不算起来不要紧,算起来还真没想到我那小包里还装有值八万福林的东西呢。虽说钱数不多,可还是一个普通匈牙利公民中等水平的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金呢?

女警官认真地一丝不苟地作了记录,又问了我的手机型号、号码和E-mail号码,都写在记录上。我不禁油然起敬 ,她能在今天这个全然乱了套的警察局里那么镇定地按照规定一丝不苟地工作。.最后她问我还丢了什么,我说其他的东西都是小东西,不值一提,于是她将报失记录打印出来,让我签了字,用这分记录就可以去区政府补身份证。我站了起来,跟她握手告别,我感谢她的耐心,要不然案子不会报得这么和谐顺利。就在这时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我现在不仅是向一个美丽的而又负责的女警官告别,而也是以官方的书面记录,以隆重的握手仪式正式向我的被偷走的手提包告别了。

走出警察局大门,天色已黑,冬天夜幕很早就被拉开,黑黝黝的街道上亮着昏暗的灯光,使我更加感觉到生活在一个黑暗世界的深渊里,孤独,受苦,无救。一阵冷风吹来,澄清了我的头脑。突然想起已经拿去冲洗的胶卷,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个胶卷是我在维也纳开欧华学会研讨会时照的相片,可以说是历史资料,更应该说是无价之宝,丢失的东西都可以补回来,而胶卷要是丢了,开会的实况记录就永远补不回来了。另外我的医疗证,纳税证全都放在家里没带着,要补这些证件也不知要费多少周折。一边走着,又一边称幸,大概还是有个什么神力在保佑我吧! 

人到了倒霉的时候,就祸不单行。匈牙利也有这个说法,跟中国的说法一样:“A baj nem jár egyed?l”这应该是经验之谈的成语,不会因种族、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经验。从半年前起我就一件接一件地碰到倒霉的事,我的衣服忘在火车上,到火车站失物处去找,当然白跑一趟,现在的人捡到东西都归为已有,没有人交出来,不像从前,现在是人侵犯人的时代。后来在圣诞节时咬了一口夹有核桃馅的点心,嚼到一粒像小豌豆大的核桃壳,一颗牙被咬断了一块。现在的牙科医生节日都不上班,有值班的牙科医生,但只管拔牙,不管治牙病。我不愿意让人随便拔牙,只好等到节后,可不是等到圣诞节后,而是要等到新年过后,医生绝对不管我能不能吃饭…..其他的倒霉事就都不提了,总之,现在的世道变了,人的价值越来越低,不仅是因为我倒霉,或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照顾自己。

记得我来匈牙利后不久曾丢过东西,准确地说,不是被人偷窃,而是因自己疏忽丢失的,遗忘的东西,后来都找到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的手套忘在公共汽车的座位上,第二天去车站失物处寻找,居然找到了。我的雨伞不只一次忘在商店里,饭店里,都找到了。还有一次在食品商店买了不少食品,由于匆忙把一大块忌士忘在篮子里,回头去找,一眼就看到我买的忌士高高放在付款处的机子上,是有人把我遗忘在篮子里的忌士交给了收款员,也找到了,物归原主。有时我家里人把衣服忘在公共场所,有人会追上来,提醒我们忘了东西,或将衣服送过来…..。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

我记得我的大孩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像别的小孩一样,脖子上挂一把家里的钥匙。放学回家,自己开门。出去玩,自己锁门。有一次我回家,家门大开,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吃惊不小。原来她急着跑出去玩,忘了锁门,甚至忘了关门了。检查了家里的东西,一样不少。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现在,那家不被人盗窃光才怪呢。

那个时代,还是个社会风气良好的时代,真有“路不拾遗”之风,捡到的东西不交出来,是不道德的,羞耻的事,更不用说偷了。就像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社会风气一样,那时没有贼,也没有小偷。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真的是在夜里睡觉也可以“夜不闭户”,用不着关门的。后来,尤其是匈牙利自从社会体制改革以来,可变了样了。现在是到处偷窃泛滥,从小偷到强盗,从贪污,到贿赂,从欺诈到盗用公款……难道越是讲自由和人权的社会就越容易侵犯人权,也越容易被人侵犯?被大力提倡的“人权”实质上是好事,可为什么效果正适得其反呢?如今,所谓的“人权”,经常是对违法的人有利,而对奉公守法的良民,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是个灾害,谈不上享受什么“人权”。 

“吃一堑,长一智”,要吸取教训。这件事提醒了我的注意:老年人感觉迟钝,动作缓慢,是最好的被偷窃的对象,今后要学会怎么对付小偷,要改掉从前的疏忽大意的老习惯。

虽然我对被偷窃的事想处之泰然,然而夜间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想起我的母亲来,她曾在公共汽车上被偷过,扒手把她放在衣服口袋里的钱扒走了。母亲从那以后便把钱分放在内衣上的几个口袋里,并对别人解释说:我们常把“扒手”的“手”字写成三只手,所以有三只手是因为多余的第三只手是用来“扒”的。现在我把钱分放在五、六个口袋里,“扒手”不管再有多大的能耐,长不出五、六只手来“扒”。在家里,她也常把钱分放在好几个她认为安全的地方,又常说“贼一下子偷不到我所有的钱。”我从前笑她人老了,?里?嗦,把个简单的事弄得那么复杂。现在我也到了?里?嗦的年龄,深切地感到母亲的办法是个不得已的,可是对老年人来说是个高明可行的对策。今后我大概也要学她把钱放在好几个地方。

我母亲八十多岁以后,跟其他老人一样,记性不好,健忘。由于已达到高龄,虽然走路还平稳,但医生劝她用拐杖走路。她上街买东西时,常把拐杖忘在商店里,好在商店里的人都认识她,也都认识她的拐杖。要是拐杖忘在商店里,商店的售货员就叫一个小孩送到家里还给母亲。

“许奶奶!这是你的拐杖,你又忘在商店里了。”

“哦!是我的拐杖,我又忘了,谢谢你!小朋友!”亲了亲小孩以后又说:“给你巧克力糖吃。”

她于是拿出巧克力糖来送给小孩吃,亲了又亲,谢了又谢。母亲是教育家,教了一辈子的书,她曾当过中学教员、小学校长,桃李满天下,把小学生都称为“小朋友”。也不知她请过多少“小朋友”吃了糖果,总而言之,她的拐杖完好无恙。

随着岁月的消逝,我母亲的健忘也跟着升级,后来发展到不仅忘拐杖,也忘眼镜和小钱包了。

商店里的人发现了,就说:

“许老师又把钱包忘在这里了,商店关门后我给她送去。”

不言而喻,商店里的售货员不仅认识我母亲的拐杖,也认识她的钱包。不少次她忘了钱包,总有人给她送来,包里的钱分文不少。

母亲自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身为教授而不幸逝世以后,就住在我弟弟和妹妹家。我弟弟是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妹妹是另外一个工厂的幼儿园老师。他们都住在自己工厂的职工宿舍区里。这两个工厂的宿舍区都很大,都有以“百”为单位来计算宿舍大楼的规模。在很多大楼里都住着些他们的同事、熟人、朋友,当然还有邻居。宿舍区围墙外有商店,母亲常去商店转转,买买东西,日子长了,宿舍区里里外外很多人都认识她,除了下雨、下雪,刮风以外,她都喜欢提个小口袋,拿着拐杖出去买东西。家里人并不需要她买东西,而她以买东西为名出门上街,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看看家门外的世界。她每次出去时间并不短,但从来没有累着回来,路上碰到熟人寒喧几句,问长问短,每个商店前都打个招呼,问个好,于是商店里的人搬出凳子来说:“许老师,坐坐,歇歇,别着急赶着回家。”

母亲看商店的顾客多,就不打扰了,要是顾客不多,也很乐意坐下来闲聊几句,听听有什么新闻。有什么新货买点,回家后给大家看她买了什么好东西,或者请家人品尝她买的美食。

这样转一圈,一路十八家,高高兴兴,欢欢喜喜。于是我母亲哪天去过什么地方,穿的是什么衣服,大家全说得出来。有什么事马上有人帮助,也立刻有人报信给我弟弟或妹妹。这个无形中行成的自然安全保护网将我母亲保护得好好的。当然,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侵犯过她,或偷她的东西。

夜已深沉,窗外静悄悄,远处几声犬吠,整个城市都沉入了睡乡。我的不平静的思维还在继续察看我的处境,伴着翻腾着的厌恶、憎恨与不平。我现在还没有支撑着拐杖走路就有人偷,那到了扶着拐杖走路的年龄又会怎么样?我没有母亲那样的安全保护网,相反地是生活在一个人侵犯人的网里,一个偷窃网里。是不是我要学习我的母亲把钱放在内衣口袋里别人就偷不走了?不是的,事实上是:我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在还没有到手以前就已经有一部分被人偷走了。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里,教育界都是低工资。我原来的工资就很少,退休金就更加少。是我们应该得低工资、低退休金?不是的,是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健全,没有把教育、文化放在重要的地位,再加上其他原因教育经费又被减去了很多,剩下给我的只是只能糊口的微薄工资和退休金,我不会饿死、冻死,但绝对不能像外国大学的教授们每到夏天带着全家出国去旅游渡假,更坏的是没有经济条件保证我们得到科研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学术造诣上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应该得到的待遇和权利全不知去向,困苦地又被迫束手束脚地过了一辈子,理想、事业一切付之东流…..而现在的社会风气更坏,连我无几文钱的退休金、生活费也被人偷走了。在这个偷窃网里偷窃者自上至下一层一层地在偷,大贼能在政治上掀风起浪,名正言顺地,利用权势职位偷,给自己盖高楼大厦;办私人的公司企业,或把贪污的钱转向国外。小贼则躲躲闪闪地偷,可能也只是为了糊口。人权、民主、法律、那只是空谈…..道德似乎也慢慢被人舍弃了。可恨在这个偷窃网中被偷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贫困中挣扎,有的人比我更苦,越来越苦…..

的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偷窃网里,这辈子别想逃出去,也无法把这个网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了,改革了一党专政而建立了多党制的法制社会体制,人民都欢欣鼓舞,还加上对社会体制的改革抱着美好的期望。如今已十几年过去了,可惜社会风气仍败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在下降,工作没有保证,但是党派之间你斗我争的花样倒是有增无减。四年改选一次,已经换了三个政党执政,但看不到社会有所改进。有出路没有?这对我们退休的人来说,就更谈不上什么前途和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不幸,仅是因为出生在这样的时代?只能忍气吞声地落在陷井里过着无望的日子。身上打着寒战,觉得自己在往深处沉落,沉落……

第二天清早起床,带上警察局的报失单,赶紧去区政府申请新身份证。八点钟赶到区政府,那里已经人来人往,确切地说办事处犹如一个市场。在几个窗口后面已经坐着办事员,全都是女姓,原来这个职业也女性化了。自从妇女被解放以来,尤其是从社会主义过渡过来的国家的妇女真能顶半个天。窗口前来办事的人排着队,都耐着性子等待,排队等待办事也是体制改革前的社会留下来的遗风,没经过锻炼的人还真受不起这种折磨。我排在队伍的后面,只能看到窗口前站着的人跟办事员在争执着什么或是在交谈什么,可更像在做什么生意,你卖我买,这是个市场,正是名符其实的。运气还算不错,十点多钟轮上了我,我向办事员说明我的身份证被偷,是来补身份证的,说完便出示了我的在警察局报案的文件,办事员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她更像一个家庭妇女,或售货员,而不像个公务员。她神态懒散,漫不经心地问道:

“您有护照吗?”

“我有”

“请拿出来”

“我没带来,放在家里”

“您要把护照拿来,这对您有利。您听着,把护照交来,用护照补只付一千五百福林,要是没有护照,那就应该付三千福林,您明白了吗?”。她解释着,带着教训的口气。

“我拿来的警察局的文件上有我的姓名、住址、出生年月,这些资料区政府也应该有存根,只要对照一下就行,我为什么要拿护照来呢?现在为什么不能办呢?”

“查起来很费事、费时间,您知道吗?我们要在成千上万的名字中找您的名字。您遗失的身份证号码也最好报来,在家里一定能找到什么证件,上面有您的身份证号码。”

“我现在就告诉您我的护照和身份证号码行吗?我记得这些号码。”

“不行!要原证件。”

“我又要跑一趟,在这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您给我一个临时证件行吗?警察局的报失文件上我的资料是全的,至少可以证明我是什么人。警察相信我的话,开了证明,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请求着。

“不行!我们不办临时证明。”她肯定地回答了。

我又无可奈何地说:“这样我什么证件也没有,还真有点像做贼心虚的感觉。连上街也不太敢。”

“您什么时候拿证件来,我们什么时候给您补身份证,”办事员果断地说,不容争辩。这真是像在做生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什么都是她一口说了算,她是个审判官,我没有任何辩护的权利。唉!人家是办公事的,不管你的私事有多急,多重要。既然是办公事,就应该没有人情味,就应该铁面无私!话说到这里为止,我想没有必要再“讨价还价”。一定还要跑一趟,也许还会跑好几趟,今天的这趟只算是咨询。

气冲冲地走出区政府的大门,差点跟一个进门的人撞了个满怀,我真有点“怒发冲冠”了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证件比人重要,比人的话,甚至比宣了誓的话都重要,证件是可信的,而人是不可信的,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证件不存在,人也不存在!更使我纳闷的是:办事员怕麻烦不愿找材料,他们可知道给需要补身份证的人增添几倍的麻烦?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为谁办事的?衙门就是衙门,古今中外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尽管名称各异,所属的社会体制不同。

赶紧乘车去市内一家大锁店买新锁,不换新锁就等于家门是大开着的,贼随时可以冠面堂皇地用钥匙开门进来。进了锁店,当然是买最好的,最结实的锁。售货员给我介绍了据说是最保险的,敲不开的,甚至用启子也打不开的外国锁。而且钥匙也只有他们这一家可以配制,钥匙上有号码,别人仿制不了。我心里想要是丢了钥匙,什么人都可以把门打开,又何必在你这里配什么新钥匙呢?不管怎么样还是买了店员夸了又夸的,也是最昂贵的外国锁,这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虽然我知道它的功能和优点也只在于:贼要打开这样的锁,要比普通锁多费点周折,多费点时间罢了。

买好锁,随即赶回家,立刻相当熟练地换了锁。换锁这门手艺我已练习得相当到家了,因为总有什么原因常要换锁。换了新锁后,松了一口气,似乎感到安全多了,贼至少不能用钥匙开门进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最好的办法是家里不放钱和贵重的东西,其余不值钱的东西也只有随梁上君子选择了,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反正是防不胜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电视机家里总得有一个,别连看电视新闻的权利也让小偷给剥夺了。还有计算机呢?也不能让小偷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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