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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没见了 ---怀念亡友鲁爱文

2013-6-21 23:0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56| 评论: 0|原作者: 冒寿福 |来自: 冒寿福

摘要: 一千年没见了—怀念亡友鲁爱文—文/冒寿福(匈牙利)夜深人静,窗外秋意正浓,我,埋头灯下正仔细校队我的亡友——鲁爱文的翻译遗稿。逐字逐句地品读她留下的从英文译成匈文的《中国》。她曾翻译过八十年代出版的介 ...

一千年没见了

怀念亡友鲁爱文

/冒寿福(匈牙利)

夜深人静,窗外秋意正浓,我,埋头灯下正仔细校队我的亡友??鲁爱文的翻译遗稿。逐字逐句地品读她留下的从英文译成匈文的《中国》。她曾翻译过八十年代出版的介绍中国概况的《中国》。因驾轻就熟,这次中国大使馆再委托她翻译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并请我进行中匈文校对,然后出版。译文清新通畅、笔韵高雅,没有混杂繁涩的外来语成分,具有浓厚地道的匈语文采。这在当今译文中甚为罕见。给人一种完美的舒适的感觉。渐渐地我觉得她的每行文字都在对我表达她的思想境界,袒露出她纯洁的心扉,高尚的气质。她越来越接近我,好似到了我的身旁,耳畔轻微地响起她温和友爱的声音:“一千年没见了!……”

“一千年没见了!”是她与亲朋好友久别重逢时表达阔别太长久而十分想念的说法。我在匈牙利居住几十年,还没有别的匈牙利人对我说过这句话,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挚的情谊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上。

?鲁爱文(匈文名LUKACS EVA,鲁卡奇.叶娃)是我的最好的匈牙利女友,我们几十年来同甘共苦的挚诚的友谊使我在失去她以后感到无限的失落和怀念,心灵的空虚常使我无所依据,悲哀将我拽入了惆怅的深渊。

我们相识在六十年代初,1961年她从经济大学毕业后,在财政部工作。在她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个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两个成了她的知心好朋友。在与中国留学生相处的日子里,她不但喜欢上中国人,更迷恋上了中国文化,并使她下定决心学中文,那时我已在匈牙利最高学府??厄特沃什,罗兰大学中文系教中文,她作为旁听生到中文系来听我讲授的现代汉语课,也常利用暑假到我家来学中文。作为一个工余学习中文的旁听生,她的成绩优良,后来达到能阅读报刊的水平。

起初我们是师生关系,她称我为老师,以后慢慢就成为了朋友,就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她为人忠诚可靠,真心待人,随着感情的加深,我们达到了无话不谈,彼此极其信任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是她的事情。

她要我给她起个中国名字。她是学经济的,但是喜爱文学,我按照她的原文名字的音,给她起了个名字“爱文”。我问她愿意姓什么,按照她匈文的姓的音可以姓“鲁”,也可以姓“陆”,她说她喜欢姓“鲁”,因为鲁迅也姓“鲁”。虽有了中文名字,我还是称呼她的匈文原名“叶娃”。

1962年匈牙利和中国的关系恶化,除了贸易以外,两国之间出现了屏障,甚至几乎中断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关系突然转变到互相疏远冷落,敌对的状态。文化方面停止了互派留学生,在匈牙利也停办了中文刊物等。继之,匈牙利内务部也开始注意匈牙利跟中国有关系的人,都被认为是可疑分子。从而中文系师生更成了注意的对象,作为中文系旁听生,又有几个中国朋友的鲁爱文当然也不能幸免。

有一天上完中文课,叶娃建议说我们出去溜溜,到街上去聊聊。我觉得奇怪,有什么那么特殊的事情要到街上去说?

出了校门,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后来她选了一条冷静的几乎无人行走的大街,我耐心地等待她说话。终于她前后左右都望了一眼,然后轻声地说,几乎是耳语:

“内务部把我叫去谈了话,问我跟中国人的关系。”

“你怎么回答了?”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有几个中国朋友,都是大学同学,没有别的。”

我感到政治形势的严重性和对我们的压力,只说出:“时局变了,两国在敌对的时候,像我们这些人会成为怀疑的对象。内务部知道你与中国人有来往,在秘密地注视你,又想限制你的行动。”

“注视我做什么?我又不搞政治,匈中关系的好与坏,那是政治,跟友谊无关。我喜欢中国人,跟中国人交朋友,这是政治问题?”叶娃抱怨着说,愤愤不平。

“这不是政治问题,可是他们会把友谊变成政治问题。今后你跟我少联系吧!注意你,当然也会注意我,会使你的处境更难。我有匈牙利国籍,是匈牙利人,可我到底原来是个中国人,更是内务部注意的对象。他们也会叫我去谈话的,我不想连累你。”我平静地解说,想让她消消气。

“他们还叫我别跟中国人做朋友。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们。”

“叶娃,你还是大心点,少来往吧!这不是胆大,不是怕出事,而是没有必要引起莫须有的麻烦。”

“少来往可以,但友情不断。”

“当然不断,少来往不等于不来往,只是我们不动声色,至少别更加引起他们注意,我们不从事政治,查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我虽说出了我的看法,可心里并不平静。

“要是他们故意诬赖人呢?没事找事呢?”

“这是可能的,日久见人心,我们等光明的时候到来吧!”我用乐观来减少她的不满,我也想不到好的对策。

“你有耐心吗?”

“我有耐心。”

“你怕么?”

“不怕,我跟中国人的友谊是在任何政治形势下也改变不了的。”她说得肯定,坚决。

“那我们的友谊会永存下去!”

她又用坚强的语气说:“将来有机会我还要交更多的中国朋友,加强匈中友好。”

我明白了,她之所以约我到街上谈心。是因为在街上没有人窃听,我们的谈话只保留在我们两人之间,她也知道墙壁是有耳朵的。

我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是可疑分子,然而内务部并没有找我谈话,不过对我们的监视和压力是明显地感觉到的。我只是采取缄默和忍耐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不想连累家人和我的朋友们。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政治随时在变动,真正的友谊是不随着政治变的。内务部注意我在课堂上讲什么,在电话里窃听我和大使馆的对话。大使馆邀请我出席国庆招待会或其他活动,必须申请大学的外事处,批准后才能出席。可能那时因为我是双重国籍的公民,对我还算客气,采取的是“温和”政策,表面上没有为难我。

后来叶娃又被叫去过两三次,问这,问那,探听消息,只是叶娃没有什么可说的消息。又警告她不要跟中国人交朋友,可那时叶娃根本没有中国人来往,因为中国大学生都调回国去了。我是自身难保,但更为她担心,怕她出事,她的处境比我更难,因为她是匈牙利公民。我们的来往渐渐地只限于非见面不可的时候,电话也少打。她到大学听课的次数少了,不过并没有中断学习中文,多半是自学。

“一千年没见了!”过了很长时间后叶娃给我打来电话,这是她在久别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也是从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听到她说的话,很耐人寻味。

“你好吗?”她问道。

“我好,你呢?身体好吗?父母亲都好吗?”

“大家都好,也没有人生病!”她说,这是电话的主要内容,暗示没出问题。

“你要保重,注意身体健康!”我加重了语气。

“我会保重的,你也要注意,不要生病就好了,再见吧!”

“再见!”

这种如同平安家信式的电话持续打了好几年。

七十年代匈中关系开始好转,我们被迫所处的严厉状态也有所松动。大家都可以较自由地喘口气。我和叶娃的往来又渐频繁,见面也不秘密了。到七十年代末两国关系才正常化。

八十年代叶娃跟她的中国好朋友们又逐渐取得了联系,她的一位经济大学同学,最好的女友派到匈牙利来了,在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工作。叶娃也有机会到国外去跟中国朋友们聚会。脸上泛出了笑容让我觉得这是熬过苦难后的轻松与愉快,还带着一种胜利的神态。我们两人见了面总是有说不完的乐事与趣闻,谈起过去不愉快的经历就好像谈丑闻一样,也正是这些过去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促使我们更加想在匈中文化交流上,增加人民友谊上多做些工作。

“你说这些搞政治的人是多么短见,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变来变去,吃苦的是我们。”叶娃不无讽刺地说。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叶娃,我们要扩大友谊的范围,筹备组织一个协会,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匈中人民友好。当然我也想知道那些监视我们的人现在怎么对待,是反对呢?捧场呢?还是假装不闻不问。这些人嘴脸最会变,我要看看他们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请他们来加入我们的协会,请他们出席成立大会,那才有意思呢!”叶娃半开玩笑地说。

“这些人就跟着他们的大头子们变,象屋顶上的草,顺风倒。”

“但我们的观点不会变,我们是有骨气的。”

1988年,也就是匈牙利社会体制改革前的一年,我们几个匈牙利“民间”知名人士,几位汉学家共同起草申请书,申请成立匈牙利??中国友好协会。经过等待和一些周折后,终于在1988年上交了成立匈中友好协会的申请书。1989年得到匈牙利注册法院正式批准后即正式开展活动。会员有两三百人。我也是友协奠基人之一,当时担任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中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比较特出,那些顺风倒的人又有什么看法呢?

叶娃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匈中友好协会。显而易见,为什么我们那么积极地共同为友协策划,开展活动,其动机是不言而喻的。叶娃是个很有能力的组织者,有她在,什么事都办的有条有理,成效显著。大家看出她的才能和奉献精神,不久后都一致选她为秘书长。秘书长的事务繁多,她一直把友协的全部工作作为己任,好多年来她几乎包办了友协的全部组织工作。除了会计工作以外,如安排友协活动、排日程;组织专题讲座、邀请讲座报告人:组织会员游览、联欢;召集会员大会、理事会等等全由她亲自办理。她不辞劳苦,认真负责,不求名,不计报酬,(友协领导的工作全都是尽义务的)。没有她,匈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很难想象开展得那么顺利,那么有声有色。她长得矮大,人又瘦弱,居然能吃得消如此繁重的工作。她忙,忙得高高兴兴,心甘情愿。一个人若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实际上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而我却远远落在她后面,虽然后来我被选为协会的副会长,但在工作上,真相形见绌!

“一千年没见了!”隐隐约约地又听到她的问候,充满者友爱,在我心中又激起了无数的冲动,卷来了一件件往事,一个个温暖和心酸的回忆。

我邀请我弟弟来匈牙利探亲,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在1983年春才得到护照。并在同年夏天利用放暑假的时间来匈牙利与我们全家一起欢聚了三个月。我和叶娃带他游览了匈牙利的各大城市和各大名胜古迹,后来还去了捷克。大家玩得十分开心,尽兴。使我弟弟身历其镜地了解到匈牙利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叶娃从来就乐意帮助我,我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办,很多事情我还没开始办,她已经帮我办好了。我们的游览日程、住宿、交通,等一切事宜全是她安排的,我只是坐享其成。她那么热心地接待我弟弟,恐怕还不仅是因为把我的弟弟作为亲朋好友看待,她更是把我弟弟看成是中国的使者,难得的中国稀客,应该像主人一样把全匈牙利都介绍给他。

她喜欢照顾别人,悄悄地帮助别人,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帮助。记得她请我的大女儿到她家渡暑假,她说她喜欢我的大女儿,又说她跟两个年老的父母亲在家很寂寞,有个大孩热闹热闹也好。当然我的大女儿每到夏天都高高兴兴地到她家去度假,全家人都娇惯她,带她去娱乐园、动物园玩,又是看电影、又是参观博物馆,特别给她做好吃的饭菜、点心,可以说把我的大女儿捧上了天。过了好几年我才领悟到她不仅喜欢我的大女儿,另外的用意还是想减轻我的劳累,她看到我教书、科研、忙家务、带孩子、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她想,至少在暑假里让我较轻松地过上几天。

可我为她做过什么?帮她什么忙?我想不起来做过什么。连我答应她在匈中友好协会举办的讲座上做几次关于中国民俗的讲演也是一拖再拖。可是我要是有什么事,第一个找的人是她,第一个帮助我的人是她,真心帮助我的人也是她。

我关心过她什么?我是她的好朋友么?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我是一个不够朋友的朋友!

窗外吹来一阵阵轻微的秋风,唤起了我那段伤痛的往事。

五年前有一天她对我说:

“我的乳房上长了一个小瘤子,医生动了个大手术,拿去化验了。”

“别着急,也许只是淋巴腺肿大,长大瘤子是常事,不会有问题的。”我安慰着她,尽量掩饰心中的担忧,不让她看出我的惊吓非同大可。

两个星期后她又告诉我:

“医生说那个大瘤子是恶性的。”

“没事,叶娃,现在治乳腺癌有不少疗效很好的治疗方法,你放心让医生治吧!你的病还是早期,一定能治好的。例如我的一个老同学给治好了,都快二十年了,活下来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治好了,现在还健在……主要是你要有信心,不悲观,就一定能治好。”话虽这么平稳地说,可我的心却跳得砰砰响。这是个恶讯,我不能失去我的挚友,她应该生存,即使我不在人世了,她也应该活下去。

没过几天我问她病治得怎么样?用什么疗法?身体可好?她坦然地说,上次的化验是错误的结果,最近又做了一次化验,结果是阴性,她并没有病。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放心了,她没有大病。以后也没有追问她什么。倒是常听她说起她常去一个什么地方练功,学自然疗法,是为了保健,而且还学会了一种功能,能给自己治病,也会给别人治病。我相信了她的话,不管这种自然疗法和功能是不是真能治病,可是她注意保健,总是好事,又见她身体的健康状态尚可,也就没再注意这些事了。

直到得知她逝世的恶讯后,我才知道她隐瞒了我,隐瞒了所有的人,只有医生知道她的病情在恶化。医生根据她的要求一直为她保密。直到病重进了医院,大家去看她,谁也不知道她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已到了晚期。她不愿意别人为她的重病分忧,不愿给别人的生活增添阴影。她就是这么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

我不够关心她,太疏忽大意,要是那时略加注意也还能猜得出来她为什么练功、学自然疗法。显然地她想以自然疗法来补充医院医治的不足,她想用自己的力量征服疾病,希望能生存下去!

我失去了她,不仅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失去了精神上最有力的支柱,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匈中友协缺少了她,好像也变得不那么完整了,缺少了热热烈烈的氛围。她人虽不在了,但她始终活在大家的意识中,她的勤勤恳恳的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仍在影响着我们,让我们继续她开头铺好道路的事业。她是个很普通的人,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她走的太早,去得太快,我还没有时间报答她的恩情就默默地走了。我想念她。觉得对不起她。内疚常使我长夜不眠。使我若有所失,使我沉入到无限的怀念和难以言状的懊悔里。我后悔为什么没在她生前多做一些让她高兴快乐的事。它有病,我没关心,病重的时候我没去照料,没有分担她的痛苦,没有做一点好朋友应该做的事,临终时我也不在她床前……我只有自我谴责,不能向她泣诉,祈求她原谅。

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的无情?她病重、逝世时我正好在中国,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回到匈牙利后正好赶上她的葬礼,我没见她最后一次面,没说最后一句话,只是送她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道路。

我孤独地留下了,心灵的深处随时都在凭吊她。惭愧和自责,都在折磨着我。叶娃会原谅我的,我知道她的为人:宽厚、善良,可是,我不原谅我自己。我不求她原谅,只求她责骂我、处罚我、鞭打我、让我彻骨地痛……。

夜更深,人更静,窗外深夜的细雨稀稀地打在窗户的玻璃上,更增加我的悲哀和怀念。仿佛滴滴秋雨都在唤醒我一件件难忘的旧事。我愣愣地看着稿纸上的译文,字迹渐渐地迷糊起来,一串串伤心痛苦的眼泪像涌泉一样流下来。

“叶娃!我们会再见!我去找你,我一定去找你,我一定会找到你,哪怕是天涯海角,哪怕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尽头,哪怕是在一千年后……。”

1999年深秋夜

原登载《荷露》第五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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