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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世界眼光 ——叶廷芳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2014-2-11 16:4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58| 评论: 0|原作者: 叶廷芳

摘要: 歌德的世界眼光——叶廷芳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核心观点:在世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突然变成“地球村”的今天,人类一下子看到自己共同的命运:要么立即起来共同拯救自己,要么一起毁灭。因而呼唤人类良知 ...
歌德的世界眼光                        
叶廷芳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核心观点:
在世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突然变成“地球村”的今天,人类一下子看到自己共同的命运:要么立即起来共同拯救自己,要么一起毁灭。因而呼唤人类良知,呼唤“村民意识”的呼声日益强烈。当我回顾世界文学史上那些具有远大眼光的伟人们,我首先看到了德国文学史上高峰时期的歌德,即那位最早预见“世界文学”、倡言“世界公民”并向人类奉献“欧洲四大名著”之一的《浮士德》的作者。
我们应遵循歌德等先辈们的远见卓识和美好遗愿,以不懈的努力将人类良知注入到文学中去,并力求使她扩大到其他领域,让她成为“地球村”的主导精神,以实现人类大家庭的和谐而安宁。
正文:
尽管今年并不是歌德的重要纪念日,但正如当年歌德说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样,歌德又何尝说得尽!正因为如此,每两年一届的魏玛国际歌德学会今年已是第83届了,每届都有至少500名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每届过后都有厚厚的一本Jahrbuch(年鉴)出版,收集那届年会的发言与相关资料。我相信,即使到这个学会的第100届年会,还会继续出这样的年鉴,真的是“说不尽”!而在围绕歌德的无数可选题目中,我今天想以“歌德的世界眼光”为题。在世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突然变成“地球村”的今天,人类一下子看到自己共同的命运:要么立即起来共同拯救自己,要么一起毁灭。因而呼唤人类良知,呼唤“村民意识”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时候,当我回顾世界文学史上那些具有远大眼光的伟人们,我首先看到了德国文学史上高峰时期的歌德,即那位最早预见“世界文学”、倡言“世界公民”并向人类奉献“欧洲四大名著”之一的《浮士德》的作者。                        
德国文学取得独立发展的“古典时期”                        
歌德是个全能式的天才诗人,是个晚到的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在青年时期,他就宣称:“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面对广阔的世界和无羁的大自然。”从他的成熟年代起,他就总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来观察历史的走向;以宏阔的视野确立事业的战略目标。                        
大家知道,日尔曼民族是个强势民族。但从中世纪后期起,主要由这个民族构成的德意志帝国(通常称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却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度,直到1871年才统一。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文学没有像欧洲其他大国诸如英、法、意、西等国那样燃起熊熊火焰。从启蒙运动起,德国的知识精英们由于长期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便把注意力转到文学乃至文化方面来。从18世纪起,德国文学界为振兴民族文学,都想从周边各文学大国寻找学习榜样。除了莱辛等少数人,许多人包括当时文学界泰斗戈特舍德在内都主张学习古典主义盛行的法国。到歌德登上文坛时,他竭力主张要学就学英国,因为英国有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不死守僵死规范的、充满创造活力的作家群。1871年9月,22岁的青年歌德在一个大型会议上作纪念莎士比亚演讲时欣喜若狂地说:“我读完他作品的第一页,就已经终身倾心于他了;等到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我更像一个天生的盲人,伸手一摸便突然见到了光明。”同时他表示对“讲规则”的古典主义“牢狱般可怕”,它“像桎梏一般束缚着我们的想象力。”歌德的这一感受和判断完全把握住了欧洲文学发展的健康方向。                        
这时德国正处于“狂飙突进”时期,歌德等一批激进的反封建的青年人以新锐的精神风貌和文学风范登上文坛。随着歌德步入政坛,正当“狂飙突进”的势头行将消歇之时,一个比歌德大十岁的青年人追赶了上来,他以《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一系列启蒙性的反封建、反贵族统治的戏剧轰动德国乃至欧洲剧坛。这就是后来兼戏剧家、诗人、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席勒。经过几年的接触和交往,歌德深深为席勒振兴民族文学的伟大抱负所感动,也为他的天才敏锐性而钦佩。于是他决心接受席勒的美意,与席勒结成文学创作上的战略同盟。正是在席勒丰富的创作灵感的频频刺激下,歌德那被十年宫廷生活弄疲惫了的创作欲重新被激活,从而开始了两位巨人长达十年的亲密合作。在互相切磋中不仅扩充了创作题材,也使双方许多创意得到提升,尤其是歌德关于《浮士德》的构想,在席勒的建议下有了质的飞跃。在这一合作中双方一致认定:古代希腊文学的那种自然质朴的人文底蕴、巨大的原创精神和静穆、高贵的美学风范应该成为德国文学发展的坐标。这就使18世纪的德国文学既避免了启蒙时期过于强调理性,“狂飙突进”时期又过于张扬个性的偏颇,从而使德国文学找到了自己的平衡而和谐的定位。同时两人都厌弃以法国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一味从形式和风格上不断重复古希腊的弊端。这意味着德国文学从此培育起了自己民族的根苗。德国文学就这样开始了被称为“古典时期”的独立发展,很快达到高峰,并有资格跻身于欧洲文学大国的行列!无怪乎席勒过早去世时,歌德沉痛地哀悼说:他“失去了生命的一半!”这是歌德的肺腑之言。确实,如果没有席勒的真诚加盟和有力推动,也许就不再有歌德艺术生命的新生。                        
一种文学的伟大,其艺术上的成就往往是次要的,思想的深邃才是它的灵魂。198世纪末德国文学之所以很快达到高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位伟大哲学家的参与。他就是康德。康德不仅是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也是最伟大的美学家。他通过三个《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一举颠覆了学院味十足的理性主义哲学,导致了欧洲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转折”,从而为欧洲古典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哲学支撑。康德的不寻常之处是把“人”放在哲学研究的中心,这使他的美学?透着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精神,容易与作为“人学”的文学交融,因而成为德国古典文学的哲学基础。事实上在康德后期,尤其是1790年他的以美学为主的第三部力作《判断力批判》出版以后,德国作家更争相学习康德,其中获益最大的是席勒。席勒的许多命题都来自康德,最终又超越了康德,建立起自成一体的美学理论,有的甚至达到“德国文论的极致”(托马斯?曼)。歌德是个纯粹的诗人,他通常不喜欢哲学理论和哲学家,但唯独康德他推崇备至,并与之友好往来。《浮士德》达到那么深刻的哲理,与这一思潮有必然联系。这说明康德哲学和美学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这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康德,则这时期的德国文学未必能达到德国文学史上的高峰。这就是说,德国在文学上取得独立,至少包括三个关键人物:歌德、席勒和康德。而歌德作为核心人物,他的战略眼光和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                        
歌德思想的前瞻性和世界性                        
歌德作为一个有政治身分的作家,他对祖国所承担的义务和贡献已如上述。歌德在宫廷任职期间创建的那座迄今仍耸立在魏玛的“民族剧院”,就是歌德这一心志的历史见证。                        
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和智者,歌德是人类良知的代表,他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一点歌德自己分明是意识到的。晚年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有一篇政治遗嘱性质的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诗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会爱自己的祖国。然而他的诗才和诗歌活动的祖国则是善、高尚和美。”(这与康德的美学追求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歌德是个“爱国者”,但不能说他是个“爱国主义者”。因为善、美和崇高的价值是供全人类共享的,是没有国界的。                        
我心里至今深深烙印着歌德晚年与艾克曼的一段对话。当艾克曼提起20多年前即1806年拿破仑军队在耶那大败普鲁士军队,侵占不少德国领土(法军甚至冲进歌德家里,若没有他的妻子的竭力保护,歌德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艾克曼说,当时“人们都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没有以诗人身份去参加斗争。”歌德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看完这段话,我好像立刻看到一道人类良知的闪光划过长空,一个大写的“世界公民”站在我眼前。他教导我,文明水平才是衡量民族间利害的重要尺度。                        
歌德倾毕生之力创作的两部鸿篇巨著,即历60年创作的《浮士德》和历33年完成的长篇大说《威廉?迈斯特》上下部,可以充分说明他的远见卓识和文明高度。关于浮士德这个形象,纵向上他不是根据历史上有过的人物原型写的;横向上他自己说过,他写的不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他写的是总体的人,是“全人”(All-Mensch),是人类的化身。这样的人显然如浮士德,没有民族和国别的身份,只知一心进取,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类似我国《易经》里写的那种“自强不息”的“天行健”之“君子”。歌德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行”(Tat)的重要性。在《浮士德》开头,浮士德对《圣经》里那句“太初有道”中的希腊文Logos怎么译成德文,他在“言”(Wort)与“行”(Tat)、“行”与“意”(Sinn)之间自我争辩了许久,最后才确定为“行”。这个“行”字是贯穿《浮士德》全书的主导精神。歌德的这一思想在我看来非常伟大,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相通的,即: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你就得有权力。有了权力,你才能呼风唤雨,移山造海;你才能开矿山,建剧院,就像歌德后来所做的那样。这是我理解歌德为什么正当创作旺盛之时,愿意接受刚接位的青年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去宫廷做官的主要依据。我不知道恩格斯在批评歌德“有时极为渺大”的时候,是否把歌德重视“行”的这一精神导向考虑进去。歌德的践行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的暗合,是帮助我们理解歌德思想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一把钥匙。                        
歌德所塑造的“全人”是指人的精神人格的全面性与丰富性,而不是指道德上高大全的“完人”。相反,这种“全人”是由两种性质不同的精神导向即积极的与消极的、向上的与堕落的、善良的与罪恶的等等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后,无论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还是现代文学、现代美学都证明:浮士德这一形象是真实的,是符合人性的复杂性本质的!事实上人人身上都有“梅菲斯特”(《浮士德》中的魔鬼名缩写),只是没有一定的诱因它不显露出来罢了。鲁迅就坦言:他身上有“鬼气”。卡夫卡在给他的第一个女友的一封信里说得更明白:“希望自己有一只强有力的手”“能够切实深入”他“自身错综复杂的结构中去”,一窥他的“内部”“那么多模糊不清的东西纵横交错”。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对歌德这一美学思想体悟得最真切,并在自己创作中运用得最成功的是布莱希特,他的《四川好人》以极为生动有趣的情节,非常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是一个善恶并存的双面体。哪一面会占上风,主要取决于外在的诱因。早在两千多年前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就刻下苏格拉底的这一名言:认识你自己。但人类认识自己的道路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实际上全部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痛苦中前进的。为什么痛苦?就是因为有“魔鬼”不停地捣乱。而这“魔鬼”并不抽象,它就是我们今天几乎每天都在谈论的权、钱、色。所以歌德的浮士德这一形象既揭示了人作为个体的人性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本质,又揭示了人类在历史运动中精神发展的辩证逻辑。这标志着人类在自我认识道路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对创作美学的重要贡献;既有当代价值,又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歌德的另一力作《威廉?迈斯特》上下部堪称《浮士德》的姐妹篇,尤其是第二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与“全人”的形象相映照,作者在这部书里塑造的是一批“世界公民”的形象。这批不恋故土的移民,坚信“只要充满智慧的力量,到处都会找到家”。他们组成“移民联盟”,远赴美国,开拓事业。他们在异国他乡,并没有变成一盘散沙,相反,他们很强调团体的重要性,要求互相支持与关心,遵守团体的纪律。这个联盟的首领莱纳多以身作则,在各方面作出表率。这批“世界公民”的所作所为,令人想起不少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尝试过的许多事情。《漫游时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歌德凭着他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书里注入了许多哲学思考。除了集中披露大量格言以外,尤其通过人物活动强调两级对立思维。这在巴洛克盛行的17世纪,人们甚至把两级对立看作宇宙的根本法则,并把它变成美学信条。但歌德并不一味强调对立,他同时也主张相互平衡。在第九章孟坦对威廉说:“思与行,行与思,这是一切智慧的总和……通过思来检验行,通过行来检验思,这是人类智慧的守护神悄悄地告诉每一个新生儿的道理。谁要把这个道理当作规律来遵循,谁就不会迷路,即使迷了路也会很快回到正道。”歌德在这里所强调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又使我们立即想起20世纪许多社会主义者教导我们的理论必须联系实践的那番道理。于是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歌德的世界眼光仿佛具有一种跨时空的穿透力,即使跨越一个多世纪,依然使我们感到新鲜,仿佛他就在我们身边一起行走似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这位强调“行”的大智者若是晚生一个世纪,他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到这里我们也才明白:这位才华过人的天才诗人歌德,他的大量作品多数一问世即引起热烈反响,唯独《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部巨著诞生后长期不被看好。原来在欧洲古典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从来崇尚古典而不认可“主义”的歌德并没有按照古典主义那些僵化的美学教条行事。其遭遇可想而知。这里歌德似乎步了他所崇尚的莎士比亚的后尘。莎氏当年也没有按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关于悲剧、喜剧的严格规定去写作,他偏偏在悲剧里加入喜剧的因素;在喜剧里加入悲剧的因素;此外他的华丽辞藻也违背古典主义规定的典雅、隽永的原则。这种无法无天当时在正统者看来简直是狂夫野汉。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巴洛克美学风尚兴起之时,九泉之下的莎翁被其引为同宗,从此这位巨人才开始在欧洲文学史上大放光芒。《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也是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二次大战以后,当人们发现奥地利另一位堪与卡夫卡比肩的大说巨匠R?穆齐尔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的价值时,才发现《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人们甚至认为歌德的这部大说堪称是20世纪现代先锋大说的前导。                        
“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                        
歌德的世界眼光还在于他的胸怀博大,包容心强,而且并不随着年岁的老去而衰退,相反他老而弥坚,越老思想越清晰。浪漫主义兴起时,他已步入老境。照理这一思潮与他的古典风格是抵触的。但除了德国浪漫派他不怎么感冒外,对西欧的浪漫主义他是欢迎的,特别是对拜伦赞美有加。正是在他的老年阶段,他一方面通过大说如《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把目光投向美洲(因为那里已经有一个大国发表了《人权宣言》,使他看到了人类前途的曙光),另一方面他通过阅读把目光投向东方,除中国文学外,他还读了大量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并因而对这些国家产生好感,使他分别写了大量诗歌,分别集成《西东合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4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接触两种不同文学和文化的时候,他首先注意发现的是二者之间的“同”,从而产生亲近感,而不像我们这里许多人首先发现二者之间的“异”,从而产生隔阂心里。例如歌德读了中国的一些通俗大说如《好逑传》《玉茭梨》《百美图咏》和《花笺记》等书后,就发现“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他甚至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必须提及,当时歌德发表这样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凡知道一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欧洲人对中国人经历了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这一百来年的“单恋”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需要,思潮急剧逆转:由歌颂中国转为诋毁中国。连歌德的同时代人黑格尔都说了我们不少坏话。这种情况歌德显然是知道的。他的上述言论分明是在为我们辩护。歌德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发现双方的共同点的,充分反映了他世界眼光下的宽厚情怀。
还是在这样的晚年岁月里,在世界大视野的思维链条中,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预见和憧憬。他说:“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了可喜的步子。”他还说:“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个人都必须为加快这一时代的速度而努力。”这是歌德不仅超越民族,而且超越欧洲疆界,突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惊聋发聩之言。不难看出,歌德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文学,而是展望一种适合于“全人”式的“世界公民”成长和生存的世界愿景。须知这番话离鸦片战争只有十几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正磨刀霍霍,以炮舰开路,向世界各地掠夺殖民地或商品推销市场。歌德的这番话代表人类的良知,构成西方殖民主义交响曲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不谐和音”。无独有偶,歌德的亲密盟友席勒创作的那首高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欢乐颂》,经过德国另一位伟大男子贝多芬的加盟并谱曲,成为一首响彻全球的《世界和平进行曲》,她与歌德的“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各地“魔鬼”蠢蠢欲动的今天,她们是代表人类良知、抗衡魔鬼肆虐的和平最强音。作为世界文学的爱好者和工作者,应遵循歌德等先辈们的远见卓识和美好遗愿,以不懈的努力将人类良知注入到文学中去,并力求使她扩大到其他领域,让她成为“地球村”的主导精神,以实现人类大家庭的和谐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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