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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裴多菲

2015-9-9 22:4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81| 评论: 0|原作者: 冒寿福

摘要: 鲁迅与裴多菲冒寿福(匈牙利)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作家, 社会评论家和革命家。同时他也是第一位注重东欧文学并向中国介绍的作家。 鲁迅去日本留学的时期(1902-1909) 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当时在日本有各 ...
鲁迅与裴多菲
冒寿福(匈牙利)
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作家, 社会评论家和革命家。同时他也是第一位注重东欧文学并向中国介绍的作家。
    鲁迅去日本留学的时期(1902-1909) 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当时在日本有各种欧洲出版的书籍,而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在日本他有机会通过日文和德文读到欧洲出版的书籍,阅读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文学著作,并且大力向中国推荐,尤其是东欧的文学。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到的 八位诗人,即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为摩罗诗派的诗人,其中有一半诗人是东欧国家的。这八位诗人是被一些人咒骂成反抗上帝的魔鬼, 即“摩罗”,因而形成摩罗诗派诗人。但是鲁迅尊敬喜爱他们,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诗人是在异族压迫下时代的诗人,他们所鼓励的是复仇,所希望的是解放。鲁迅希望借鉴摩罗诗派的革新战斗精神,来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进展。鲁迅又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几位匈牙利诗人的生平和著作,特别尊重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尊敬他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气概,并且分析了诗人著作的意义。文中也提到《勇敢的约翰》和《绞吏的绳索》两本重要的书,提到了其他匈牙利诗人,如伟罗什马尔蒂和阿阑尼。鲁迅特别尊重裴多菲的呼唤自由独立的诗,因为正道出了鲁迅的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心中起了不同凡响的共鸣,他和裴多菲有着共同的目的和爱国的所作所为,从而鲁迅注重在中国推广东欧文学。
    1925年,鲁迅曾经翻译了裴多菲诗一组,共五首。并且鼓励和支持青年革命作家,白莽,柔石,等作家和翻译家孙用翻译东欧文学,并提倡学习世界语。
裴多菲在1847年1月1日写的“自由?爱情”为名的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中国家喻户晓,八十多年来为大众敬重喜爱的诗,这首诗按原文的翻译为:

                      自由?爱情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又将爱情牺牲

经过革命作家白莽的加工修饰,改译成五言诗,诗文虽与原文不尽一致,但内
容意义是相同的: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白莽使这首诗据有中国诗的传统的格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五言诗,诗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能鼓动人心。这首难能可贵的成功的译诗当然归功于白莽的创作。而这首诗是通过鲁迅之手付印,公布于世的。
    此首诗发表以后,即风行全国,影响甚大,深受人们的欢迎和敬爱,很多人喜欢并能背诵这首诗,在很多活动场合也常常是朗诵的节目,当时在延安也很受欢迎。1949以后,这首诗常常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被引用,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尊重裴多菲,为了纪念他,在鲁迅纪念馆中塑立了匈牙利革命大诗人裴多菲的雕像。
    1929年11月翻译家孙用投寄《奔流》匈牙利长诗《勇敢的约翰》译稿,此书由世界语转译,鲁迅即表示愿意协助出版。鲁迅用了两年的精力,筹备出版费,代为复印此书并加以校对。鲁迅还通过国外朋友的协助得到了各种插图,经他精心选择印在书中。不言而喻鲁迅为宣扬东欧文学不遗余力。
    高恩德(Galla Endre)是匈牙利研究鲁迅的专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匈牙利政府派往中国的研究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王?教授的指导下攻读鲁迅和“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同时他也是裴多菲专家。他为了在中国推广匈牙利文学尽心尽力。
    高恩德在学习了一年多的中文以后,即有将裴多菲诗人的诗译成中文的想法。1952年他即组织翻译的工作,与北大中文系的几位同学共同翻译了裴多菲的诗。中国的同学们不会匈语,高恩德当时的中文水平还不能独立翻译,所以常常要用第三种语言文字作参考。在这艰苦的工作下,他们终于在1953年初完成了裴多菲选集的散文翻译,以后则由翻译家孙用加工译成诗,于1954年出版。“裴多菲诗选”出版后极受广大群众的好评和喜爱,几乎成为人人皆读的诗集。在1954首版出版后,至1962年又连续再版了6次,共约出版了十万册。鲁迅极力向中国推荐东欧文学的事业,高恩德也完成了一部分。由于跟孙用合作翻译多年,他们成了极好的朋友。
    除了裴多菲的诗以外,高恩德还用中文翻译了几位其他匈牙利诗人的诗出版,例如:《尤若夫诗选》,《尤若夫四首》,《阿阑尼诗三首》,《匈牙利现代诗选》,《夜莺》等。也写了关于裴多菲的论文,如《裴多菲的中国之路》、《裴多菲?山道尔》、《白莽与裴多菲》、《裴多菲在中国》、《从裴多菲到尤若夫》、《中国对裴多菲的接收》等。
    裴多菲在1848年作的《民族之歌》是鲁迅特别推崇的爱国诗篇,在他写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着重提到并赞扬这篇诗,裴多菲写的《民族之歌》中的前两句:“站起来,匈牙利人!”,“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是鲁迅特别敬重赞扬的诗句,这跟中国现在仍作为国歌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虽然中匈文字不相同,但词句和内涵是相同的。这是偶然的巧合?不是的,这是两个具有共同命运的民族为反压迫,为民族独立自由不约而同地发出的呼声。虽然匈牙利位于东欧,中国位于亚洲,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两国遭遇的命运,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似的。1948年?1949年匈牙利的自由革命是要挣脱、推翻奥地利的统治和压迫,中国从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受英国以及跟踪而来的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奥地利、意大利的侵略和压迫,那时期匈牙利和中国都是受压迫的民族,也都是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民族,这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唤醒人民反压迫的意识是鲁迅敬重而要在中国推荐和普及匈牙利革命诗人诗篇的主要原因。
高恩德从国外开完研讨会回来,都常惋惜地提起西欧和美国学者们不太清楚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含义,似乎不想了解其含义,也不愿正视和承认这种存在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而匈牙利和中国人民是理解的,他们推崇“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时代中所受的损害和耻辱。
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不仅受外族人,也是受本族人压迫的时代。他以锋利的笔为武器跟国内封建黑暗的统治顽强地斗争了一生。他曾多次从家里逃出来避难,担着风险写作。他所勉励,支持的几位青年战友,革命作家白莽、柔石、胡也频及其他两位革命作家李伟森、冯铿在1931年被上海的龙华警备司令部逮捕,于2月7日被枪杀。裴多菲26岁为祖国战死沙场,白莽受害时也仅有22岁。鲁迅曾在他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痛心地缅怀他们。他写道:“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因为失去了这几位革命作家,影响了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东欧文学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
可惜在匈牙利除了学中文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听到鲁迅的名字,当然谈不上读过鲁迅的著作,更不知道鲁迅在一百年以前就已在中国宣扬匈牙利文学的贡献。鲁迅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给一个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纪念的席位,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应该纪念他,出版他的著作,在匈牙利人民中赞扬他的功绩。
如今在匈牙利几乎无人研究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年轻的一代人中只有一两人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能读到一两篇论文,但是没有人写关于鲁迅的文章。高恩德毕生的研究、翻译的工作,是为了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只是他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更何况在上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本族人的压制下度过的。否则他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和更多的翻译著作问世。
高恩德到现在为止是匈牙利唯一的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作家的汉学家,后继无人。作为科研课题,研究鲁迅,发表论文,将匈牙利文学译成中文,又将中国文学译成匈文,至今只有高恩德一人。高恩德将其科研成果,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的专题论文:
《鲁迅》1961,《鲁迅的回忆》关于朝花夕拾1976?1977,《鲁迅及其杂文》1981,《鲁迅》1986,《鲁迅与东欧新文学》1994。
高恩德将鲁迅著作译成匈文的有:
《鲁迅杂文选》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出版了高恩德译的杂文选,书名为《文学?革命?社会》。2014年将排列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系列中再版。
《朝花夕拾》2008年在布达佩斯举办国际书展,中国是参展首要宾国,《朝花夕拾》作为首要书籍出版。
《鲁迅小说选》2011年匈牙利为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出版。
在研究鲁迅方面高恩德最大的贡献是对鲁迅著作的译释工作,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在上海印刷,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鲁迅著作编辑的专家们就对鲁迅的著作做了全面编辑,校对,注释工作,在鲁迅著作中的关于引用裴多菲诗句的出处问题,多年来无法考证出来,当时的裴多菲编辑兴万生(他也是裴多菲专家,曾翻译了《裴多菲诗全集》出版),即向高恩德求助,他向高恩德提出了二十多条几十年来无法考证的疑难问题。高恩德为此走遍好几个图书馆,翻阅了许多资料,在艰难的考证之下,及时圆满地解决了全部疑难问题。专家们都认为高恩德研究鲁迅提供的资料,价值很高。兴万生在1981年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了感谢,申称“这个功劳永远属于高恩德教授”。
鲁迅和裴多菲爱国爱民大无畏的精神是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榜样。如今
中国和匈牙利都是独立自主的民族,不再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庆幸
有过笔战的英雄,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永世长存的。

                               匈牙利   冒寿福
                201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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