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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家

2015-10-14 21:1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04| 评论: 0|原作者: 叶廷芳

摘要: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家 叶廷芳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中央痛切地总结了前30年的教训,告别人为的阶级斗争,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突飞猛进,竟然在短短的30余年 ...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家

                                     叶廷芳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中央痛切地总结了前30年的教训,告别人为的阶级斗争,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突飞猛进,竟然在短短的30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赶上和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我们这个曾经被人加了“东亚病夫”的恶谥的民族,终于让人看到“东方醒狮”的本色了!作为一个有了200年“弱国”历史的国民,在他年届八十的时候,还能经历到这一祖国角色的转换,谁能不感到自豪和欣慰!

                      我们不再是思想大国了

笔者的职业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故对国家软实力的发展的关心不亚于上述“硬实力”。但一想到软实力的时候,常常不禁眉头皱起!纵向追溯,我们有过像春秋战国那样的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宏大气象,有过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曾子、墨子等等那样一大批耀眼于天空的灿烂群星――我们不愧是个思想大国!直到清末民初,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弱国年代,我们也还能推得出像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这样一些可圈可点的大学者和思想家。可回到我们的时代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却不免感到惭愧:除了革命领袖,我们拿不出一个堪与上述人物相媲美的、在当今世界拥有话语权的思想家!可思想是软实力的精魂啊!如果我们的软实力长期缺乏坚实的思想支撑,她就不可能与硬实力构成相匹配的双腿阔步前进,我们就会成为令人遗憾的“瘸腿大国”!而当我追索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时,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同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时期,我们几乎在硬实力的所有领域都出了世界级的人才,以至我们在尖端武器、航天技术、高速铁路、水稻种植、体育竞技等领域很快赶上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唯独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却相形见绌!为什么呢?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经常与朋友们切磋讨论。本人不是任何党派的成员,但我自信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真心希望我们的执政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富强的过程中少走弯路,越来越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国际的尊重。为此我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说出来,供执政党参考。

                    强调“舆论一律”,限制了思想自由

我认为,解放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出不了杰出思想家,主要应归因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舆论一律”,习惯于用某些标准化的思想来衡量社会上纷繁复杂的思想,合之者存,忤之者弃。而弃的方法又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强行宣布其错误和有害。久而久之只剩下一些经过过滤的“正确”的思想畅通无阻,而更多的思想则被禁锢在人们的头脑里,甚至被驱逐出人们的记忆之外!结果我们的思想库变成了人工的“思想养殖场”,而失去了野生的原生态和天然的基因,因而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人们习惯于喊些空洞的口号,来虚张声势,什么“战无不胜”等等。一旦遇到较有威力的不同思想,不去分析对方的真实含义,也不考虑在平等的台面上进行交锋,一下子就举起拳头(比喻的说法,如召开批判会等),把人打翻、打哑,似乎从此就“战胜”了。但这造成多大的后患,不言而喻。

          尊重思想自由就是保护思想多样性的真理原生环境

人类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显然变得聪明些了,终于懂得了大自然的自在规律,明白了动物界的“食物练”原理,对那些看起来非常有害的毒蛇猛兽,从必欲除之而后快升华为宁出高价而护之。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也存在一个生态平衡问题吗?每个人都有个大脑,而每个大脑都要思考,就像每张嘴巴都要吃饭一样。因此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的权利”,也因此各种思想的混杂成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态。那种总想以某种“正确”的思想来统一众多的不同思想,一时好像也能做到,但时间一长,就难见效。或表面一致,实际是同床异梦。可这更危险:你蒙在鼓里!君不见,奇奥塞斯库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而容许思想混杂,人们敢想敢说,大家都站在明处,那些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天才智慧容易脱颖而出,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记得作家茅盾50年代末在撰写《夜读偶记》时回忆起20年代寻找真理的过程,说:那时候社会上什么思想都有,我也分不清孰对孰错。但我什么书都看,反复对比、思考,最后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因为有这样一个艰难的寻找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头脑中是牢固的。茅盾的这番话非常宝贵,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从原生的思想环境中寻找到的真理比从“思想养殖场”轻易接受的“真理”要牢靠得多!它更说明,那种不许阅读这个、不许接受那个的做法更是愚蠢的;不但做不到,做到了也不见得有好处!

                         当心历史耻辱柱

在原生环境中寻找真理之所以难,因为真理是新事物,它们一开始常常是以异端的、冲击人们习惯思维的“丑怪”面貌出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误解。这一规律导致了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或者出于自己狭隘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判断的失误,犯下累累罪过。约20年前我得到两部有关出版社赠送的书,一本叫《中国禁书大观》,另一部叫《世界禁书大观》。我浏览之后大有感触!这些著作和文字的书写者,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为了寻求真理,却不为当局所容,受尽各种刑罚,甚至活活烧死!而迫害他们的那些人,好像都是振振有词的:或者“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或者“为了上帝的安宁”!然而曾几何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这些当时作为“罪证”的文字闪闪发光!而当年整他们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想到这里,我好像得到一个大发现似的,心情非常激动,想:如果现在我有个什么亲属或知交在有关部门工作,我一定要跑去将我这个“发现”或顿悟告诉他,对他说:对于思想者或文化人,你要触动他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有一位监护真理的隐形历史老人在跟随着呢,而他是不死的!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以熟读史书闻名的毛泽东主席分明是知道这一历史规律的,所以晚年在他清醒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中肯的话:“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可能这个见解跟他在革命初创时期的一段亲身遭遇有关,毛泽东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有时并没有按这句话去做,这可以理解为思想家的毛泽东与政治家的毛泽东的茅盾。但这句话的本身是至理名言,应该作为党的思想遗产加以继承和遵循。
中国加入WTO后,很快发现:我们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固然日甚一日,但拥有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却少而又少。于是上下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国人的创新意识薄弱!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世所公认的。那么缺乏创新能力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呢?我经过长期思考认为是思维惯性问题:国人向来习惯于纵向承袭思维,而不善于横向超越。最近获得一条信息对此作了佐证,即:乔布斯在一次演讲中有人问他:你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什么?乔布斯回答得非常简洁明了:另类思维。这可谓切中肯綮!另类思维是创新的前提。但具有另类思维的人在我们这里是容易被误解甚至遭罪的,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
因此我认为,党的宣传部门要当心自己不要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安部”。社会上需要公安部,因为社会上的罪犯容易识别,但意识形态领域的罪犯你不好识别;你今天说他是“罪犯”,30、50年以后,说不定人家成了一个新的学派的创始人!这类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我们的法律教科书中可以有许多罪,但不可以有“思想罪”;我们的社会可以有许多牢狱,但不可有文字狱。道理很简单:通向真理的道路有千百条,但到达真理的时刻表绝不会一致。因此,给予真理以时间。这样做也有可能“放虎归山”(毕竟“少数”未必都是真理)。但那也不要紧,大不了多牺牲几只“山羊”或“野兔”罢了,而自然界却会因此而取得平衡和生机。好比一首交响乐,它的几十分钟的美妙旋律中总有一个“不谐和音”。孤立地看这个不谐和音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对于整个乐曲来讲,它是少不了的,因而是建设性的!世界总是这样茅盾而又辩证。因此我认为,对于社会安定,也应该运用辩证法去思考:是在“动”中求静,还是在“静”中求静?在“静”中求静,反而得不到静。好比厨房里的高压锅,留个小气孔吱吱冒气,它不会爆炸,但一旦你把气孔堵死了,它必定爆炸!一个社会除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折腾,一般的吵吵嚷嚷,包括办过合法手续的游行示威,都是正常的社会生态,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哪个国家没有?),而应该顺应它,习惯它。不要指望百分之百的拥护,世界上任何政党都办不到。萨达姆总统曾陶醉于国会里百分之百的“全票通过”,但事到临头立刻成了孤家寡人!奇奥塞斯库的悲剧不也是这样?对于矛盾论和辩证法素有研究的毛泽东主席显然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多。他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引用过龚自珍的诗句,告诫我们要防止“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晚年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石破天惊的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两句话对于本党还只是警告,对于国外的某些兄弟党,例如前苏联、东欧的兄弟党,可是一语成谶啊!

           前苏联、东欧兄弟党的“天”是怎么塌下来的

1989至1991年的前苏联、东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非常事件,执政了那么多年的共产党一下子都跨了!很想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正好1991年我获得一次为期半年的赴德访学的机会,于是我想趁此机会顺便做点调查。为此特地住到柏林附近波茨坦一位熟识的教授家里。他叫汉斯?马奈特,是5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遵照两国协定派到北大教我们德语的老师,两德统一前担任波茨坦大学教授兼党委委员。柏林墙跨后,他那个党支部23名党员有20名自动退了党。他是三位没有退党的党员之一,可谓立场坚定矣!我们每天一起吃早饭,每次至少吃两个小时,都是谈政治。他为他的党的失败深感痛心,曾先后两次眼泪哗哗。但是痛定思痛,他和他的剩下来的党也作了郑重而深刻的反思。下面这些话是我牢牢记住的,几乎一字不拉,因为它们太重要了,是他和他的党用血泪换来的教训。他说:“我们党在1989年事件(指柏林墙垮掉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我们的‘统一社会党’现已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放在前面呢?”我马上插问。“我刚才说了:‘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民主是前提啊!”他的这句话立刻使我联想起前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访法期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的一句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马奈特教授接着说:“一个社会有许多利益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在国家发言,维护自己群体的权益。所以我们党现在也赞成多党制。在多党制情况下我们党重新努力,争取民众的多数,重新执政,那我们党就真的是好样儿的了!”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对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肃然起敬!觉得德意志民族不愧是个以严肃认真、善于思考也勇于认错著称的民族。!她懂得首先从内因总结自己的失败,看到了民意是成败的关键,最后诚心诚意向真理投降!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知错近乎勇”。在我看来,向真理投降比发现真理更伟大:它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体现了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马奈特教授所属的这个党虽然在野了,规模也小多了,但她的精神却大大升华了,她真的是“与时俱进”了!她将真正代表德国的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正能量,而且总有一天会重新执政(虽然不可能永远执政),我相信!
我当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前苏联、东欧这些共产党政权的迅速解体是这些国家的群众享受的自由过甚,以至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抑或相反,造成积怨?为此我去德国西部著名大学城图平根,造访原民主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教授,他是1963年因不满东德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越境前往西德任教并定居的。想不到我推门进去还没等我开口,这位老教授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今天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愣了一会儿,然后委婉地说:“那您当年为什么要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国家呢?”他理直气壮地说:“那还用说!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嘛!我们知识分子总是有些观点想表达出来。但你写文章要受批判,在课堂上讲也要受批判!我还能干什么呢?谁受得了!”显然,思想控制太严,引起知识分子反弹。后来我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魏玛逗留期间,请负责接待我的德国古典文学纪念馆的秘书洛特先生谈谈两德统一前与统一后的感受。他大为感慨地说:“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以前说话若涉及政治总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可现在,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谁管你!再说,现在经济活动的路子也多了,生活明显改善了。”此外我还与不少其他原东德居民交谈过。除了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收入降低了,有些搞马列的不受尊重了),多数人对两德统一后的现实是满意的。
我认为,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名的改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带有普遍意义。这批不甘失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付出了几十年的惨痛教训的代价,终于痛苦地承认了一条真理,而这条真理恰好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晚年的遗训相吻合,即:即社会主义也可以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去实现!这样,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0余年的实践过程就形成了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以保留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前提的和平改良模式,姑且称之为“西欧模式”;一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以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或旧政权为首要任务的暴力革命模式,姑且称之为“欧亚模式”。西欧模式所涉国家(包括德、奥、北欧)的社会主义者们经过五、六代人的议会斗争和施政努力,有效地把社会主义的因素一步步打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中去,通过高税收政策扣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利润,用来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从而较快地提高了劳动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逐步降低劳资矛盾,日益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笔者可惜没有去过北欧,听去过的人回来说:北欧各国尤其是瑞典“简直比我们想象的共产主义还要完美!”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到最后入土,都给你管好了!哦,欧洲的“修正主义者”们,他们一直背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骂名,默默无闻间却突然端出一份像样的社会主义标本!其实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随时根据发展了的新的形势和特点及时调整方针和政策,不犯教条主义才怪!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西欧模式”已经呈现出成功的雏形。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不愧是“与时俱进”的政党!
“欧亚模式”所涉国家也就是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其出身与西欧各国明星不同。马克思主义原本也不是为它们量身定做的。这些国家最初的共同特点是君主专制或军阀统治。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以推翻本国的腐朽政权是必要的;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实行专政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这个专政很快就导致个人专权,以至发生1937年骇人听闻的苏联“肃反”大清洗和1966年开始的无法无天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从深层次看,这反映了欧亚模式所涉国家毕竟历史上发展比较滞后,国民的精神文化素质比起西欧存在一定差距,故在接受诞生于西欧文化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要艰巨得多,交的“学费”相当高昂!
依笔者之见,由马克思主义发动和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决绝的实践,已经通过两种不同的模式取得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那么正在走在改革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取舍呢?我认为原人民大学副校长、来自延安的已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涛同志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参考的,他的结论与上述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结论不谋而合,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见本刊2007年第二期)。谢涛同志的这篇长文是根据恩格斯晚年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重要论断、根据国际原社会主义阵营十来个国家半个多世纪的不成功经验基础上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贡献。当时发表后,党的有关部门没有像作者预感的那样对他进行“约谈”,值得欣慰。但如果党的宣传部门乃至党的最高领导层能以此为契机,组织一批精干的理论力量加上一定数量的、具有一定理论素质的高级政府官员,深入各有关国家,对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分裂成的两个大派别所奉行的不同路线,结合具体实践,不带偏见和定见,进行详细的考察、调研和总结,相信会活跃我们的改革思路,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是很有意义的。
从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起,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丰富实践,而且有了两种社会模式,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比较一下吗?老实说,如果我们把所谓的“修正主义”政党也看作马克思主义嫡传的子孙(而且不要忘了,恰恰是他们生长并战斗在资本主义最典型的国家),只会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威望和历史贡献!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异化”和人道主义

我一直有个想法: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化的沃土上诞生的,而且是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至20世纪上半叶,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基本上还没有经受过现代生产力的洗礼。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但遇到某些内容时可能会感到有些隔阂,对此在两个问题上我有所感觉。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这在马恩著作中经常涉及;一个是“异化”问题,马克思也比较感兴趣。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纪念。学界也有重要表示,一个是周扬同志带病组织了理论界三位高手,协助他对当时马克思主义中人们比较关心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异化”问题作了探讨,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另一个是我们社科院领导层中的一位著名学者对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话题以《马克思怎样论人道主义》为题作了阐述。这两篇长文当时的《人民日报》均以一个版面以上的篇幅予以刊登,反响很好。但好景不长,不久(记得是1983年初冬)来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风向突然逆转!周扬同志不得不奉命通过新华社公开作自我批评;写人道主义的那位作者则被要求对自己的文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判,《人民日报》又以一版半的篇幅照登!没办法,是党员就得服从党的纪律!谁料,这个运动未获中央批准,只存在28天就夭折了!然而,两位违心作了检讨的德高望重的同志,至今没有人为他们恢复名誉。尤其令我不解的是,那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人再去碰它们,仿佛成了个“禁区”!实际上今天更值得谈论。“异化”,敏感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现象?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当年我们的“九评”揭露苏共领导集团演变为“特权阶层”,不就是“异化”的结果么?在我们这里,人变成“神”;越来越多的“公仆”变成老爷;集体经济变成“大锅饭”;现在则是与共产党的宗旨根本相反的、日甚一日的两极分化……显然,“异化”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对方方面面的问题保持警觉,防止它们向相反方面潜移默化。
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及时的、积极的,而且是必然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文革“中那无数人格侮辱、人身折磨、人身摧残的事件谁不记忆犹新?而且很多都出之于青少年之手!这时候呼唤人道主义不仅正当其时,而且我们有理由说,已经太晚了!如果抓得早,相信“文革”中那大量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定会少得多!而且从国际看,早在1961年,苏共中央在其22大上,就把“人道”二字确定为该党“八字方针”中的四个口号之一“高举”了起来。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讲人道主义,谁还敢亲近他?更如何去“解放全人类”?党的十六大开始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的口号,我深表赞同。心想:倡导人道主义的时机终于来了!因为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但几年过去了,仍迟迟不见动静,好不纳闷!有一次,大约是2006年,在社科院大楼楼梯上,遇到院领导中的一位重要成员,趁打招呼的机会,我向他反映:社科院应该对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做些宣传,并顺便建议院领导应该帮助上述那位当年因写马克思论人道主义而遭遇挫折的前领导“卸掉心中块垒”,让他安度晚年。他马上说:“你不是全国政协委员吗,你去写提案呀!”我说:“写提案当然不难。但根据我的经验,这类提案必定会返回社科院处理。如果你们领导?不拿个主意,我岂不白写?”我以为他会鼓励我去写,同时表示让院领导有个考虑的时间。想不到他“哈哈哈哈……”甩下一串笑声,一溜烟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心中不免一怔,想:“难道中国文化中真的有让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感到“水土不服”的基因?不然,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在一场少数人鼓捣起来的、未获中央批准的非法运动中遭遇的不公,直到晚年也没有人想到应给予一个说法呢?而在那场运动的前后,多少万件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都给平反了!”
不,中国文化基因中并不缺乏人道主义元素!只是因为以往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对“人性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把人们的人道主义意识搞麻疲了!正因为如此,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和理论重新激活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人道主义元素,呼唤我国同胞人道主义意识的普遍觉醒,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适逢其时,30余年后的今天尤其紧迫!不然,眼看着一个个青壮年在摔倒的老人面前扭过头去;一辆辆全空的出租车在老人、倒地人面前呼啸而过;一个个路人眼见别人被殴、被抢、被奸忙着躲避……那样一来,中国人还有什么脸面谈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2015年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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